1992年年底，我想办法进了海南的一家大报社，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 一晃就是六年多，这六年，我像一个拼命三郎那样工作着，到了1998年底，我终于能给自己买套房子了，三室两厅，小区也不错，还能看见海。

    这时的我，也已经三十岁了。年龄告诉我自己必须要结婚了。当时我在海南岛也算是一个名气不小的记者了，随便嫁一个男人肯定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有钱有权条件好的男人未婚待娶的又有几个？

    遇到魏凌越的时候已经又过了两年，我见过的男人多得数都数不清楚了。魏凌越是统计局的干部，有过短暂婚史，因为前妻出了国，再没回来，所以离婚了。他的工资不高，住着单位给的一套一室一厅，人倒是真随和，长得也不错，说起话来更不会像有些男人一样，一张嘴就想把你问个一清二楚。

    半年以后，我们开始讨论结婚的事情了。以前我曾说过，房子可以就用我的，他立刻表示结婚的费用他来出。我一想，我这里装修下来要将近三十万，结婚最多花个五六万也就够了，这样一来，他岂不是拣了个大便宜？在钱的问题上，我认为不能含糊。我们的岁数都不小了，对婚姻看得比较现实，找个伴，成个家，安顿一个窝的想法远远大过因为感情的深度而必须在一起的念头。AA制是我提出来的，我对他说不是我不相信他这个人，而是对未来太过担忧。婚就这么结了。按照我们的约定，生活费用是我们公摊的，每个人每月拿出一千块钱来，算是吃饭和日常开支。遇到各人的事情，自己就掏自己的。

    魏凌越工资不高，每月也就一千多一点，而我只要正常写稿发稿做好版面，每个月拿五六千不成问题。虽然同在屋檐下，但我们各自的生活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时候，上街看到对他合适的东西，我也会给他买点回来。虽然凌越挣钱不多，但人蛮勤快，脾气也不错，平常过日子我们还是很合得来的。转眼2000年的冬天到了，凌越突然接到老家的电报，说要盖房子了，需要一笔钱。他来找我商量，说看能不能寄回去五六千块钱。

    我说不行，我们结婚时说好了的，AA制，各人有事各人出，他的事情没有道理要我出钱。他气愤极了，说：“就算是朋友听到我有困难都会借给我钱，我们还是夫妻呢。”我看得出来，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我仍然认为我不能妥协。

    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怀孕，我的工作基本上停了下来，收入立刻就只有一千来块钱了，但这个时候的花销却明显多了起来，每月两千元的收入让我们的生活感到了紧张。我从没有告诉过凌越我还有十来万的存款，但同时我也在犹豫着要不要拿出一部分来花。

    就在这个时候，凌越的母亲又住院了，这次他没有对我提起钱的事，我是在他包里发现家里要钱的信的。三月的一个晚上，凌越匆匆吃过饭后对我说他要加班，然后就骑着摩托走了。等他回来，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么晚了，他会在外面干什么呢？莫非是因为我的怀孕和家里经济状况的紧张让他产生了想轻松发泄的念头？

    从那以后，一连一个多月，凌越每天晚上吃过饭都要出去。我几次打他的手机，他都关掉了，问起来，他只是说不能开机，怕影响工作。我知道他有意在瞒着什么，而且他也清楚我在想什么，但他就是不说。我也不想再继续证实什么了，这只能让我再一次庆幸自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我也有足够的钱来应对。

    凌越的耐心也终于保持到了终点，在外面的时间一长，他回到家里脾气似乎格外的大。整个人都懒洋洋的，根本不想说话，要是我多问几句，他就用不耐烦的口气央求我能不能让他安静一些。

    看着他一天到晚魂不守舍的样子，我感到特别的气愤，我忍受着怀孕的痛苦，他却在外面逍遥自在。“战争”终于在这样的气氛中爆发了。

    那天晚上，他照例回来很迟了。我听着他拖着脚步进了家门，倒了杯水喝。我虽然躺在卧室里，但外面的动静却一直听得很仔细，他甚至连手都没有洗一下就进来了。我不想理他，闭了眼睛装睡，他悄悄地脱了衣服，竟然就要往床上倒！

    我多日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口子，呼地就坐了起来，用脚狠狠踹了他一下，骂道：“滚下去，在外面弄得那么脏，还有脸上床！”

    凌越没有防备，又正被踹在腰上，立刻就摔到床下面去了。他吃惊地看着我，好像要问我是在干什么。我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立刻就把枕头被子全冲他砸了下去。我歇斯底里地喊道：“你不是不想回家吗？你滚蛋。孩子我会做掉，从此我们一刀两断！”他终于跳了起来，骂道：“你发什么神经！我不过累得不想动了才没有洗澡，值得你这个样子吗？”说着，他卷起枕头被子就到客厅里去了。

    他还是不想告诉我他每天在外面鬼混什么，但从那天开始，我们却真的分居了。

    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想他可以每天晚上去花天酒地，为什么我偏要守着这个冷清清的家，我也可以出去玩。于是一连几天，我也不在家里呆了，约了朋友晚上去逛商场、看电影、听音乐。我心里隐隐得意着，看看我们谁玩过谁。

    没成想，一天晚上，就在解放路口，我正坐在一家鞋店里试鞋子，突然看见了在门口不远马路上的凌越。他戴着头盔，坐在摩托车上，把手上还吊着一个蓝色的头盔。开始我以为他在等人，但很快我就知道了他在做什么。

    原来他在做摩的手，这在海口是要被抓的，但这个地方一方面乘客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摩的手比较集中，城管一来，他们立刻就会分散逃跑。一个乘客过来了，他和一帮人立刻一脚踩在地上，慢慢地滑了过去。最后凌越谈成了价格，他老练地把头盔递到了这位乘客的手里，然后带着这个人走了。我张着嘴，半天回不过神来。

    我不能揭穿凌越为挣钱而去做摩的手的事，这可能是他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为挽救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但真正完全消灭AA制，却是在两个多月以后了。凌越的“摩的行动”终于让他得意扬扬地拿回来了六千多块钱，当然他说是帮人做预算挣的外快。我二话没说就把钱扔进了抽屉，我开玩笑说自己现在挣不了钱了，AA制必须在我们家彻底废除。

    女儿是这年底出生的，出生前，我把自己剩下的十四万全取了出来，交给了凌越，我让他去买一辆车，因为以后我们用车的时候会更多了。

    在把钱交到凌越手上的那个时刻，我知道自己这才把感情真正交付给了这段婚姻，交付给了我的爱人。